祝盟

南北朝:刘勰

  天地定位,祀遍群神,六宗既禋,三望咸秩,甘雨和风,是生黍稷,兆民所仰,美报兴焉!牺盛惟馨,本于明德,祝史陈信,资乎文辞。

  昔伊耆始蜡,以祭八神。其辞云∶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则上皇祝文,爰在兹矣!舜之祠田云∶“荷此长耜,耕彼南亩,四海俱有。”利民之志,颇形于言矣。至于商履,圣敬日跻,玄牡告天,以万方罪己,即郊禋之词也;素车祷旱,以六事责躬,则雩禜之文也。及周之大祝,掌六祝之辞。是以“庶物咸生”,陈于天地之郊;“旁作穆穆”,唱于迎日之拜;“夙兴夜处”,言于礻付庙之祝;“多福无疆”,布于少牢之馈;宜社类祃,莫不有文:所以寅虔于神祇,严恭于宗庙也。

  自春秋以下,黩祀谄祭,祝币史辞,靡神不至。至于张老贺室,致祷于歌哭之美。蒯聩临战,获祐于筋骨之请:虽造次颠沛,必于祝矣。若夫《楚辞·招魂》,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。汉之群祀,肃其百礼,既总硕儒之义,亦参方士之术。所以秘祝移过,异于成汤之心,侲子驱疫,同乎越巫之祝:礼失之渐也。

 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,东方朔有骂鬼之书,于是后之谴咒,务于善骂。唯陈思《诘咎》,裁以正义矣。

  若乃礼之祭祝,事止告飨;而中代祭文,兼赞言行。祭而兼赞,盖引伸而作也。又汉代山陵,哀策流文;周丧盛姬,内史执策。然则策本书赠,因哀而为文也。是以义同于诔,而文实告神,诔首而哀末,颂体而视仪,太祝所读,固祝之文者也。凡群言发华,而降神务实,修辞立诚,在于无愧。祈祷之式,必诚以敬;祭奠之楷,宜恭且哀:此其大较也。班固之祀涿山,祈祷之诚敬也;潘岳之祭庾妇,祭奠之恭哀也:举汇而求,昭然可鉴矣。

  盟者,明也。骍毛旄白马,珠盘玉敦,陈辞乎方明之下,祝告于神明者也。在昔三王,诅盟不及,时有要誓,结言而退。周衰屡盟,以及要劫,始之以曹沫,终之以毛遂。及秦昭盟夷,设黄龙之诅;汉祖建侯,定山河之誓。然义存则克终,道废则渝始,崇替在人,祝何预焉?若夫臧洪歃辞,气截云蜺;刘琨铁誓,精贯霏霜;而无补于汉晋,反为仇雠。故知信不由衷,盟无益也。

  夫盟之大体,必序危机,奖忠孝,共存亡,戮心力,祈幽灵以取鉴,指九天以为正,感激以立诚,切至以敷辞,此其所同也。然非辞之难,处辞为难。后之君子,宜存殷鉴。忠信可矣,无恃神焉。

  赞曰∶

  毖祀钦明,祝史惟谈。立诚在肃,修辞必甘。

  季代弥饰,绚言朱蓝,神之来格,所贵无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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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

  《祝盟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十篇。本篇以论述祝文为主,同时讲了与祝文相近的盟文。祝和盟都是古代“祝告于神明”的文体。盟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,也没有多少文学意义。祝词在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中就经常用到,后世流传下来的祝词,有的是在没有文字以前便产生了。在有了文字以后,又多以长于文辞的人担任“祝史”,正如鲁迅所说:“连属文字,亦谓之文。而其兴盛,盖亦由巫史乎。”祝词的写作,又注意“练句协音,以便记诵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·自文字至文章》)所以,祝词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,是有密切关系的。

  本篇分祝和盟两大部分。第一段讲祝词的产生及其发展情况,第二段讲祝词的写作特点,第三段讲盟文的产生及其流弊,第四段讲盟文的写作特点。

  刘勰在本篇所论,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,这是他落后于当时先进思想家的地方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:一、他讲祝词的产生,是“兆民”在生产活动中出于对风雨诸神的敬仰,而要有所报答或祈求,这反映了上古人民和自然斗争的淳朴思想。刘勰强调“利民之志”而反对移过于民,不满于向鬼神献媚取宠,或利用鬼神以自欺欺人。二、刘勰总结史实,从而认识到兴废在人,鬼神是靠不住的,所以明确提出“忠信可矣,无恃神焉”,要后人警戒。

  (一)
  开天辟地以来,各种神灵都受到祭祀。天地诸神既受尊祀,名山大川都按一定次序致祭。于是风调雨顺,各种谷物生长起来。由于亿万民众的仰赖,便对神灵作美好的报答。但供献馨香的祭品,要以光明的道德为根本;祝史陈说诚信,就必须以文辞为凭借。相传古代的神农氏,开始在岁末祭祀有关农事的八种神灵。他的祭辞说:“泥土返回自己的位置吧,水也归还到山壑间去,危害庄稼的昆虫不要兴起,草木归生于薮泽中去(不要生长在良田)!”这就是上古皇帝的祝文了。虞舜在春天的祭田辞中说:“扛着长耜,在南亩农田上努力耕作,四海之人都有穿有吃。”为民谋利的思想,已表现在言辞中了。到了商汤,德行一天一天高起来。他用黑色的牛来祭告上天,把四面八方之人的罪过,都归在自己一人身上。这就是他的祭天之词。商汤还曾驾着毫无装饰的车马,去祷求免于旱灾,列举六种过失来责备自己。这就是他求雨的祝文。到周代的太祝,掌管“顺祝”、“年祝”等六种祝辞,用“万物齐生”等话来祭天祭地;用“光明普照”等话来拜迎日出;用“早起晚睡”等话,祝告于祖孙合庙的祭祀;用“多福无疆”等话,写进祭祖献食的祷辞;此外,即使是出师打仗时的祭天祭地,也没有不用祝文的。这些都是为了对神灵表示虔诚,对祖先表示恭敬。春秋以后,亵黩讨好神灵的祭祀多起来,以致祭礼祝文,无神不至。如晋国大夫张老庆贺赵武建成新房子,有祝他长久安居于此的祷词。卫公子蒯瞶身临战场,还作了请求祖先保佑勿伤筋骨的祈祷。可见即使在十分仓促和困难的情况下,也是要用祝祷的。至于《楚辞·招魂》,可说是祝辞最早讲究文采的作品。到汉代的各种祭祀,对所有的礼仪都很重视。汉代帝王一方面搜集儒家的议论,一方面又采纳方士的办法。于是内宫秘祝,遇有灾变,就祝祷把降罪转移到臣下或百姓身上,和商汤王把万方罪过归于自己的用意完全不同。又如汉代用侲子击鼓驱疫,简直就和越巫骗人的说法相同。春秋以来的祝祀已经变质了。相传黄帝有对白泽兽的“祝邪之文”,东方朔写过“骂鬼之书”,于是后来的谴责咒文,就极力追求善于责骂。只有曹植的《诰咎文》,才是正确的谴责咒文,又如《仪礼》中所讲祭祀死者的祝辞,其内容只是告请死者来享受祭品;到汉魏时的祭文,就同时还要赞美死者生前的言行。祭文中兼用赞辞,是从祭文的意义引伸出来的。此外,汉代的帝王陵墓,还有关于迁移帝王灵柩的哀策文流传下来;周穆王的妃子盛姬死后,有“内史主持策命”的记载。“策”原只是写明送葬之物,为了表达哀伤之情才写成文的。所以,哀策的内容和诔有相同之处,而这种哀文主要是禀告神灵的。它从赞扬死者的事迹开始,最后表达对死者的哀悼;内容上用近于“颂”的文体,却以“祝”文的形式来表达。所以,汉代太祝所读的哀策,其实就是同代祝文的发展。

  (二)
  各种文章都表现出一定的文采,用于降神的祝文则要求朴实。祝辞的写作必须真诚,要于内心无所惭愧。祈祷文的格式,须诚恳而恭敬;祭奠文的格式,应恭敬而哀伤。这就是写祝祷文的大致要求。如班固的《涿邪山祝文》,就是诚敬的祈祷文;潘岳的《为诸妇祭庾新妇文》,就是恭哀的奠祭文。列举这些同类作品加以研究,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(三)
  “盟”的意思就是“明”。用赤色的牛、白色的马,盛放在珠玉为饰的祭器中,祝告于神像前的文辞,就是“盟”。早在夏、商、周三代时的帝王,没有盟誓,有时须要约誓,用一定语言约定就分开。到周代衰弱之后,就经常进行盟誓了;其流弊所致,竟出现要挟、强制的手段。开始是鲁国曹沫迫使齐桓公订盟,后来有赵国毛遂要挟楚王订盟。到秦昭襄王和南夷所订盟约,用珍异的“黄龙”表示决不侵犯夷人;汉高祖分封诸王侯的誓辞,用山河不变之意来寄望诸侯保持长久。但任何盟誓,只有坚持道义才能贯彻到底,道义不存,就会改变原来的盟誓。可见国家的盛衰,事在人为,盟祝之辞有何相干?如汉未臧洪在讨伐董卓时的《酸枣盟辞》,真是气断长虹;晋代刘琨的《与段匹磾盟文》,也写得意志坚贞。但他们的誓辞,不仅未能挽救汉、晋的灭亡,当初订盟的双方后来反而成为仇敌。由此可见,信誓之辞如不出自真心诚意,订了盟也是毫无用处的。

  (四)
  “盟”这种文体的主要特点,是必须叙述有关危急情况,奖励忠孝的品德,约定同生共死,要求合力同心,请求神灵来监视,指上天来作证,以激动之情来确立诚意,并用恳切的意思来写成盟辞,这就是它的共同点。但“盟”这种文体,不在文辞难写,而难在用实际行动来对待所写之辞。对于后来的盟誓者,这是值得引以为鉴的;讲求忠信就行了,不要依靠神灵!

  (五)
  总之,慎重的祭祀基于祭祀者自己的道德,祝史的职责主要是写祝辞。道德的实诚在于严肃,祝盟的文辞必须写得美善。晋代以后更重文饰,祝盟就写得华丽多采。要是真的能感召神灵,应以诚信无愧为贵。

参考资料:
1、 佚名.360doc.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3/0824/06/6956316_309480164.shtml
刘勰(约公元465——520),字彦和,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,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。汉族,生于京口(今镇江),祖籍山东莒县(今山东省莒县)东莞镇大沈庄(大沈刘庄)。他曾官县令、步兵校尉、宫中通事舍人,颇有清名。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(北)定林寺。刘勰虽任多种官职,但其名不以官显,却以文彰,一部《文心雕龙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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