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文

南北朝:刘勰

  智术之子,博雅之人,藻溢于辞,辩盈乎气。苑囿文情,故日新殊致。宋玉含才,颇亦负俗,始造对问,以申其志,放怀寥廓,气实使文。及枚乘攡艳,首制《七发》,腴辞云构,夸丽风骇。盖七窍所发,发乎嗜欲,始邪末正,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扬雄覃思文阁,业深综述,碎文琐语,肇为《连珠》,其辞虽小而明润矣。凡此三者,文章之枝派,暇豫之末造也。

  自《对问》以后,东方朔效而广之,名为《客难》,托古慰志,疏而有辨。扬雄《解嘲》,杂以谐谑,回环自释,颇亦为工。班固《宾戏》,含懿采之华;崔骃《达旨》,吐典言之裁;张衡《应间》,密而兼雅;崔寔《答讥》,整而微质;蔡邕《释诲》,体奥而文炳;景纯《客傲》,情见而采蔚:虽迭相祖述,然属篇之高者也。至于陈思《客问》,辞高而理疏;庾敳《客咨》,意荣而文悴。斯类甚众,无所取才矣。原夫兹文之设,乃发愤以表志。身挫凭乎道胜,时屯寄于情泰,莫不渊岳其心,麟凤其采,此立体之大要也。

  自《七发》以下,作者继踵,观枚氏首唱,信独拔而伟丽矣。及傅毅《七激》,会清要之工;崔骃《七依》,入博雅之巧;张衡《七辨》,结采绵靡;崔瑗《七厉》,植义纯正;陈思《七启》,取美于宏壮;仲宣《七释》,致辨于事理。自桓麟《七说》以下,左思《七讽》以上,枝附影从,十有馀家。或文丽而义暌,或理粹而辞驳。观其大抵所归,莫不高谈宫馆,壮语畋猎。穷瑰奇之服馔,极蛊媚之声色。甘意摇骨髓,艳词洞魂识,虽始之以淫侈,而终之以居正。然讽一劝百,势不自反。子云所谓“犹骋郑卫之声,曲终而奏雅”者也。唯《七厉》叙贤,归以儒道,虽文非拔群,而意实卓尔矣。

  自《连珠》以下,拟者间出。杜笃、贾逵之曹,刘珍、潘勖之辈,欲穿明珠,多贯鱼目。可谓寿陵匍匐,非复邯郸之步;里丑捧心,不关西施之颦矣。唯士衡运思,理新文敏,而裁章置句,广于旧篇,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!夫文小易周,思闲可赡。足使义明而词净,事圆而音泽,磊磊自转,可称珠耳。

  详夫汉来杂文,名号多品。或典诰誓问,或览略篇章,或曲操弄引,或吟讽谣咏。总括其名,并归杂文之区;甄别其义,各入讨论之域。类聚有贯,故不曲述也。

  赞曰∶

  伟矣前修,学坚才饱。负文馀力,飞靡弄巧。

  枝辞攒映,嚖若参昴。慕颦之心,于焉只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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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

  《杂文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十四篇,主要论述汉晋之间出现的几种杂体作品。《文心雕龙》全书有二十一篇论文体,《杂文》不列于文体论之末,而在其中,是因为《杂文》中“文”(韵文)“笔”(散文)兼有。第十五篇《谐隐》也是如此。《杂文》篇以上所论各体都属于“文”类,《谐隐》篇以下所论各体都属于“笔”类。

  全篇分五段:第一段概述《对问》、《七发》、《连珠》三种类型作品的产生及其基本意义。第二段论述《对问》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。第三段论述《七发》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。第四段论述《连珠》这种形式的作家作品及其写作特点。第五段讲上述三种以外的种种杂文名目,说明这些将分别在有关文体中论述。

  刘勰认为这些杂文是“文章之枝派”,不属于文章的正体,写这种东西是文人从事写作之余的一种游戏。这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。当然,这和古代作者大多不是用严肃的态度来写这方面的作品有关。但正因古人写这类作品时,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,比较随便,因而用来“发愤以表志”或“戒膏粱之子”等,更能起到正统文体所不能起的作用。尤其在艺术上,其丰富大胆的想象虚构、小巧而鲜明的形象描绘,都独具其特点。刘勰虽局限于儒家正统观念,对这些认识不够,但本篇也多少总结了一些“虽小而明润”等特点。

  (一)
  聪明才智、博学高雅的人,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,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,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,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。楚国宋玉才高,颇为一般人所不理解,首先写作了《对楚王问》,用以表白他的高志;舒展其胸怀于辽阔的太空,正是凭着气质来支配文辞。到汉初枚乘进行艳丽的描写,开始创作了《七发》,丰富的文采,如彩云结成,华丽的描写,像和风四起。人的眼耳口鼻所引起的,是各种各样的嗜欲;《七发》开始讲不正当的嗜欲,最后讲正当的愿望,是为了用以告戒贵族子弟。曾经在天禄阁进行深入思考的扬雄,擅长于深刻的著述;他用一些短小零碎的文辞,最早写了《连珠》,这种作品虽较短小,却具有明快润泽的特点。以上三种文体,是文章的支流,闲暇时用以为娱的次要作品。

  (二)
  从宋玉写了《对问》以后,西汉东方朔仿效写作并加以扩大,写成了叫做《答客难》的作品;借托古人来安慰自己的情志,虽然写得粗疏,对自己的思想却有较好的辨析。扬雄所写《解嘲》,其中夹杂一些诙谐嬉笑的话,为自己反复辩解,写得也还不错。东汉班固的《答宾戏》,具有美好的文采;崔骃的《达旨》,表达了符合常道的体制;张衡的《应间》,写得严密而雅正;崔寔的《答讥》,写得较为齐整却略微质朴;蔡邕的《释诲》,内容深刻而文辞明亮;东晋郭璞的《客傲》,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:以上各家虽是相互摹仿,但都是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作者。此外如曹植的《辩问》,文辞不错而内容疏略;庾骃的《客咨》,内容较强而文辞太弱。像这样的作品还很多,已没有什么可取的成就了。本来这种文体的创立,是为了抒发内心的烦闷,从而表达作者的情志。无论是在作者不顺利时借以表现其高尚的道德,或是在困难时寄寓其泰然的心情,都要有高深的思想,奇特的文采,这就是这种文体的主要写作特点。

  (三)
  从枚乘写了《七发》以后,这种文体的作者继续不断。枚乘首先写的《七发》,看来真是超群出众、十分壮丽了。到东汉傅毅的《七激》,会聚了明白而简要的优点;崔骃的《七依》,写成广博而雅正的妙文;张衡的《七辩》,文采柔和而细致;崔瑗的《七苏》,立义纯正;曹植的《七启》,在宏伟壮丽上取胜;王粲的《七释》,致力于对事理的辨析。从汉末桓麟写《七说》以后,到西晋左思的《七讽》之前,其间摹仿学习写过这种文体的,还有十多家。他们的作品,有的文辞华丽而内容不正确,有的内容精粹,却又文辞杂乱。从这种文体的大概趋向来看,不外是高谈宫室的壮丽,大写田猎的盛况,尽量描绘衣服饮食的珍奇,极力形容音乐美女的动人;美好的用意感人至深,艳丽的文辞惊心动魄;虽然以夸张的描写开始,以谏正的用意结束,但正面的讽谏太少而反面的劝诱过多,这种趋势已不能返回。正如扬雄所说:这是首先“大肆宣扬郑国和卫国的淫乐,曲子末了才缀以典正的雅乐”。只有崔瑗的《七苏》,叙述贤明而归结于儒家之道,虽然文辞不很突出,但意义是卓越的。

  (四)
  从扬雄写了《连珠》以后,摹拟这种作品的也偶有出现。如东汉的杜笃、贾逵之辈,刘珍、潘勖之流,虽然想穿明“珠”,却往往是连贯的鱼眼睛。这就正如去邯郸学走路的寿陵人,他爬着回去,当然不是邯郸人的走法;学西施心痛时皱眉的丑女,她捧着心装做心痛的样子,也和西施皱眉头的美态毫不相干了。只有陆机所写《演连珠》,道理新颖,文辞敏捷;但在篇章字句的处理上,却比过去的篇幅扩大得多。这岂不是羡慕仙人朱仲的四寸大珠!这种文体比较短小,易于写得紧凑,经过深思熟虑,就能写得内容丰富。必须把意义表达明显而又文词简净,事理完备而又音韵和谐,好像许多圆石转动不已,这就可以叫做“珠”了。

  (五)
  仔细考察从汉代以来的杂文,名称类别甚多。有的叫典、诰、誓、问,有的叫览、略、篇、章,有的叫曲、操、弄、引,有的叫吟、讽、谣、咏等等,总括这些名目,都属于杂文一类。审查其不同的意义,可以分别归入有关文体中去讨论;因为要对各种有联系的文体分类集中论述,所以这里不作详论。

  (六)
  总之,前代优秀作者真是伟大,学识雄厚,才能高超。他们以从事写作的余力,舞文弄墨,写得优美奇巧。各种杂文相互辉映,好像小小的群星照耀。可是后来摹仿者的作品,就只有令人心烦意扰!

参考资料:
1、 佚名.360doc.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3/0824/06/6956316_309480164.shtml
刘勰(约公元465——520),字彦和,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,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。汉族,生于京口(今镇江),祖籍山东莒县(今山东省莒县)东莞镇大沈庄(大沈刘庄)。他曾官县令、步兵校尉、宫中通事舍人,颇有清名。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(北)定林寺。刘勰虽任多种官职,但其名不以官显,却以文彰,一部《文心雕龙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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